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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马可与泰戈尔雕像，上海鲁迅公园文学巨匠广场

泰⼽尔与中国：一个亚洲意识的未竟之梦

距离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至今已上百年。那年春天，当他抵达上海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曾对他满怀希望。这位身材高大、目光深沉、蓄着白色长须的学者，令人印象深刻。他穿着一身长袍，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来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正迈向现代的中国。然而，泰戈尔所倡导的理念，却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惊讶与失望：他谈论的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化之间的“重启”，是失散兄弟的重逢。他没有给中国和印度带来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也没有带来一股抗衡欧美的亚洲力量。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的照片

对于当时中国和亚洲面临的许多问题，他更没有快速实用的解决方案。相反，泰戈尔提倡的是：中国、印度，甚至整个亚洲，都需要“伟大的亚洲梦想家”，需要那些有远见的人，能够把亚洲那种古老又深厚的精神文化重新建立起来。

他提到，在从汉朝到唐朝的那大约八百年里，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中国，也传到了东亚。泰戈尔梦想着中国与印度在精神上结为兄弟，梦想着一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看重的不是科技、物质和军事力量，而是对古老哲学作出契合时代的阐释后所焕发出的财富。

正如泰戈尔当时对学生们所说的，他不排斥让西方科学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健康与更便捷；但更重要的是，不走欧美的路，不走民族主义的路，而是要消解边界，形成亚洲文化上的统一。只有这样，亚洲才不会被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所侵蚀，亚洲人才能拿出自信的姿态与欧洲人对话。也只有这样，亚洲才能反过来去影响欧洲，就像欧洲在上海、孟买，以及亚洲的许多其他城市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影响一样。

《泰戈尔对中国说》

在《泰戈尔对中国说》中，泰戈尔以人文精神为切入点，而这正是印度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的重要核心。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想要超越的，恰恰是这种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思想。这位印度诗人注定要失败，因为泰戈尔的精神理想主义既不符合中国的需求，也不符合其他亚洲社会的需求：当时迫切需要的是现代化，是西方的技术，是西方的社会理念，为的是变得强大，从而不再遭受欧洲殖民主义的欺凌。

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都达成了共识。梁启超（1873-1929）——中国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先驱之一，与梁漱溟（1893-1988）——东西方思想的剖析者，虽然都赞同泰戈尔所提倡的“亚洲文明自信”这一理念，但他们批评的，正是泰戈尔对古老精神美德的回望与对国家实力的轻忽。在二人看来，若没有国家实力作为根基，生存便无从保障，文化上自觉的新生亦无从谈起。

两人都很佩服印度在宗教思考与玄学上的深度，以及那种凭个人直觉去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也觉得这位印度学者将这些特质在自己身上体现得非常生动。可是在一点上，他们和许多批评者的想法完全一致：中国需要的是现代性。从这里开始，印度与中国又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泰戈尔在中国失败了。然而，除了那未能实现的、属于二十世纪的亚洲愿景之外，他留下了一句对二十一世纪全球意义深远的话：“让所有人类种族保持各自的特质，同时走到一起——这不是死气沉沉的一致，而是充满活力的统一。”

统一产生于差异，而非抹除差异。与美洲和欧洲不同，亚洲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是会形成一个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试图以自身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去说服另一方。其必要的前提便是“共存”。关键在于，要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使文化上的共存状态焕发活力。

如今，这样的进程已在亚洲启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技术以及日益增强的文化合作上。虽然这与泰戈尔当年的设想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亚洲正在形成一种充满自信的发展“一致性”。它已激发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欧洲也可以带着自身的特点融入其中。这就是现代“亚欧思维”的路径。

泰⼽尔与德国：对话而非模仿

让我们还是回顾历史吧。泰戈尔曾多次前往欧洲。1921年，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首次来到了德国。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当时的德国，尽管还残存着一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却已然走向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与此同时，纳粹分子也已开始用他们的皮靴，踢向那扇刚刚开启却又无比脆弱的民主大门。幸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阻止了德国效仿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未能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加以奴役。

泰戈尔关于精神跨越边界的思考，正好契合了德国思想家所寻求的新意义与新方向——学者、出版人和文化工作者都渴望与他会面。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直到1930年），泰戈尔在德国一直被视作一个来自亚洲新思想国度的象征而备受关注：1930年，爱因斯坦还曾邀请他到柏林附近的夏季小屋做客。

德国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向泰戈尔展现了他对未来亚欧关系所构想的理想状态——一种开创性的、平等的精神对话。作为一名“亚欧人”，他坚信欧洲迫切需要亚洲。这种需要并非将亚洲视为生产基地、消费市场或政治理念的输出目标，而是将其视作对欧洲文明的一种丰富。因为当时的欧洲文明已然失衡，深陷于物质主义、征服狂热、传教使命感与军事侵略性之中而难以自拔。而德国，也正是被自身的这些特质一步步引向了毁灭。

对泰⼽尔而言，欧洲是不完整而脆弱的，因为它缺乏精神性，也缺乏整体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恰恰决定了印度和中国的思维方式。他赞赏歌德，因为歌德作为最早的欧洲人之一，在其《⻄东合集》中，根据对波斯诗人哈菲兹·设拉子（Hafis Shiraz 1315-1390）的热爱，成为最早以东⻄方之间关系的形式，进行“亚欧式”思考的欧洲人之一：唯有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歌德才能够在他晚年实现文学上的进一步发展。

泰戈尔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错误观念。在1922年出版的《创造的统一》一书中，他强调：“西方有自己完美的理想，东方也有。错误就在于一方试图将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另一方。”

至于如何避免这一错误，他在1930年与爱因斯坦的对话中作出了生动的示范。这场收录于《论实在的本质》的对话录中如此记载：“怀着相互尊重与智慧的谦逊，两人陈述了各自对真理的不同理解。”爱因斯坦认为，真理是独立于人类之外、可用自然科学来研究的；而在泰戈尔看来，真理与人的意识紧密相连，无法分割。

泰⼽尔：首位亚欧思想家

泰戈尔的思想在本质上具有开创性。它以一个自信的亚洲为出发点，主张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亚洲文化，应当与欧美的文明进行平等的交流。我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亚欧思想”（asiaropäisch），因为它从亚洲出发，以亚洲的独立性为前提与欧洲展开对话。当一个人以亚洲立场为出发点，从东方的角度去连接西方的观点时，他便是在以“亚欧思想”进行思考。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亚洲两大主导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携手联合；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1863-1913）就曾将这两者视为日本的两大文化典范。从和谐的东方多样性出发与西方展开对话，这正可以用来描述泰戈尔的“亚欧”理念。

泰戈尔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也是第一位“亚欧人”。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知识分子。所谓“亚欧人”，绝非仅仅扮演东西方文化中介的角色，而是要将不同文明置于相互关联的维度中进行思考。至少在初步的构想中，泰戈尔成功搭建了一个由中国、印度与欧洲（尤其是德国）构成的亚欧三角框架。当年，他在中国因政治现实而遭遇失败，因为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信意识的产生，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物质实力。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印中文化关系的象征性人物。这种关系曾塑造了长达八百多年的亚洲面貌，而他曾希望通过友谊与文化融合来使其复兴。那些当年未能实现的理想，如今正成为亚洲的一大机遇。

泰戈尔著《创造的统一》

在德国，泰戈尔实现了东西方之间真正平等、相互尊重的文化对话。在与爱因斯坦的交谈中，两人都展现了彼此尊重并愿意接纳对方信念的原则。他们的对话，对于建立一个多极化且相互认可的世界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在当今的政治思维与行动中依然缺失：美国的行为——且不仅仅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正因如此，如今更需要欧洲人与亚洲人携手结为伙伴：他们可以在共同的欧亚大陆东西两侧，自信地进一步发展这一被我称之为“亚欧”（Asiaropa）的理念基础。而泰戈尔，正是“亚欧”理念的庇护者与精神先驱。

2026年4月

来自上海的诚挚问候

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