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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夏瓷器的认识主要基于灵武窑产品——胎质多呈灰白色或黑灰色，白釉施化妆土，装饰以剔刻花纹为主，风格大多粗朴，与同期宋瓷的精美尚有差距。苏峪口瓷窑址瓷器的重新面世，彻底改变了这一刻板印象。

据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峪口瓷窑址项目负责人朱存世介绍，遗址发现于2017年，占地4万平方米，地表发现窑炉13座。2021年至2025年，他们与复旦大学进行了正式发掘，总共发掘面积302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揭露了包括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朱存世说，98%以上的产品均为精细白瓷，其中碗、盘、炉、罐、香插、板瓦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跟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

同时，考古队员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判断，苏峪口瓷窑址年代始烧于西夏早期，停烧于西夏灭亡前夕，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根据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的记载，西夏手工业发达。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二元配方” 重构陶瓷技术史

北方贺兰山里的瓷土，缘何能烧出南方湖田窑那样细腻通透的白瓷？

在苏峪口瓷窑址的作坊区内，柴平平指着几件特殊的石质工具，揭示了其中关键——这些石器的中央因长期研磨，已形成一两厘米深的凹槽，正是古代工匠用来加工研磨石英的实证。

苏峪口瓷窑址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 摄

“西夏官窑的工匠将磨细过筛后的石英粉末分别加入瓷土和石灰石中，制作成瓷胎和釉，不仅很好解决了因当地瓷土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导致的不易烧制和易变形开裂等问题，还能提升瓷器产品的润度、亮度和透光度。”柴平平说。

瓷器成分的科学检测同样印证了这项技术的超前：苏峪口白瓷的石英含量达70.8%至75.1%，已接近现代“高石英瓷”标准，烧成温度在1220至1310℃之间。“这将我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从元代提前到西夏，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首次发现，在中国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柴平平说。

柴平平正在查看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 摄

除人工改变制瓷原料性状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项技术革新：

——大规模应用“釉”封匣钵口技术，并创造性地开发出“釉”的“耐高温防粘结”功能，提高了产品优良率和匣钵使用率。

——发现我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煤烧制瓷器的窑炉，将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

——发现了专门用于煅烧石英的石砌窑炉，将我国采用煅烧法制作石英砂的技术提前到西夏。

“这些技术突破，其实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本土化创新。这些发现，重构了我国窑业技术史。”朱存世说。

羌风汉韵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权，西夏深受唐宋文化熏陶，其创制的西夏文字仿照汉字构成，官制亦多借鉴宋制。在制瓷工艺上，苏峪口瓷窑同样展现了这种兼收并蓄的文明特质。

据朱存世介绍，苏峪口瓷窑址发掘揭露的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及其相关装烧工艺、出土的精细白瓷产品等，反映了深厚的北方窑业技术传统，体现了中原的文韵风骨；薄胎透影、瓜棱器形与素雅平淡的泛青釉色，则深深烙印着江南审美的印记，蕴含着景德镇的瓷艺精髓；釉封匣钵则彰显东南窑业的赓续与创新；窑址烧制的细白瓷质地鸱吻、板瓦及香插等独特器型，则具有鲜明的西夏特色。

“此种‘羌风汉韵’的交融，印证了《辽史》中‘夏人善工巧’的记载，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聚变—和合共生’的文明演进规律。”朱存世说，瓷器背后所映照的南北技术交融，亦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民族融合的微观缩影。

考古团队对部分发掘区遗迹进行了回填保护并原址展示。新华社记者 艾福梅 摄

苏峪口瓷窑址重见天日，还将补全神秘西夏的拼图。“当我们完成苏峪口瓷器的分期研究，将其与西夏陵出土的瓷器建立起精准的年代对应关系，困扰考古界几十年的‘西夏九座帝陵墓主’问题，或许能有所突破。”朱存世说。（记者艾福梅、马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