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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骨骼创伤是人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门类。考古学家依靠观察、模拟复原与类比验证等研究路径，对古代骨骼创伤发展出了诸多模式化解读，为我们理解先民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情境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介绍的“格挡骨折”（parry fracture），便是西方人骨考古学中一个颇受关注的典型案例，并尝试结合中国考古材料，评估这一模式在本土研究中的适用价值。
什么是格挡骨折
格挡骨折，顾名思义，是指人体在抬臂护头或护身时，前臂尺骨因直接受到外力撞击而发生的独立性骨折，常见于尺骨中部或远端三分之一处。由于其发生机制形象直观，该伤型还有“夜盗骨折”“防卫骨折”等通俗叫法，在法证医学领域很早便受到关注，并广泛见于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中，长期以来被视作搏斗等人际暴力行为的直接证据[1]。
这种骨折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前臂骨折，在于其独特的成因与形态。搏斗或防御时的外力通常并不算大，所造成的往往是尺骨中远端的线性骨折，骨折线多为横向或轻微斜向，一般不会伴随桡骨损伤或明显的骨干错位。这一特点，正是将其与摔倒、高处坠落等意外伤害区分开来的关键所在。
如何识别格挡骨折
尽管很早便引起注意，考古学界对格挡骨折的系统性认识却经历了相当长的积累过程。1910年，人类学家伍德·琼斯（Wood Jones）在研究努比亚六千余具人骨时，注意到右侧尺骨骨折的异常高发，并据此推断这些骨折可能源于抵御打击时的格挡行为[2]。此后数十年间，“格挡骨折”的概念虽多次被援引，却始终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导致大量尺骨骨折案例被笼统归入这一类别，研究精度存在明显不足。
随着骨科医学与放射线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对长骨骨折的认识逐步深化，格挡骨折的鉴定标准也日趋细化。从根本上来说，造成前臂长骨骨干骨折的原因是较强的外力撞击，这同样可能发生在从高处摔下、高速撞击（如动物）等情况中。在这些不同的作用机制中，搏斗与防御时所施加的外力并不算大，其所造成的骨折因此被认为是常独立见于尺骨中远端的线性骨折，骨折线多为横向，少量轻微斜向，可能伴有蝴蝶状碎片。与此同时，作用于尺骨中远端的格挡骨折一般不会伴有桡骨头脱位和骨干错位。学者安娜丽莎·阿尔弗鲁斯（Annalisa Alvrus）在分析努比亚中王国时期人骨时，从骨折位置、扭转程度与桡骨损伤情况三个维度入手，对尺骨骨折展开了更为系统的分类研究[3]。此后，玛格丽特·贾德（Margaret A. Judd）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量化鉴定指标，将格挡骨折的判断条件归纳为四点：其一，仅尺骨骨折，桡骨无损；其二，骨折线与骨干轴线夹角不超过45度；其三，骨折位于尺骨骨干中点以下；其四，骨折后错位程度轻微。这套标准的建立，使格挡骨折的研究从早期的定性描述迈向了更为规范的量化分析[4]。
与格挡骨折容易混淆的前臂骨折类型还有数种：摔倒撑地所致的柯雷氏骨折与史密斯氏骨折，多见于桡骨远端；强力冲击导致的孟氏骨折、盖氏骨折和成对扭转骨折，常伴桡骨、尺骨整体结构的变形或折裂；而长期劳动积累形成的应力骨折，则多在骨干中部留下纺锤状肿胀，且通常愈合良好。掌握这些不同骨折类型的特征，是准确辨识格挡骨折的前提。
格挡骨折与暴力行为的关联
在人骨考古学关于古代暴力的研究中，格挡骨折是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之一。据对《美国体质人类学》（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和《国际人骨考古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杂志1997-2010年间65篇相关论文的统计，在关于暴力行为的人骨指标中，除颅骨伤痕和能直接还原致伤武器的伤害外，格挡骨折的使用次数是最高的[5]。然而，围绕这一骨折类型的阐释，学界也曾出现过不少值得反思的案例。
在早期研究中，格挡骨折常被直接关联至家内暴力，尤其是男性对女性施暴。伍德·琼斯便曾以“殴打妻子”来解释其所观察到的骨折现象。这种解读在随后的研究中一度被沿用，并被视作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骨骼证据。然而，深入的材料分析对此提出了质疑。阿尔弗鲁斯与贾德对努比亚人骨的详细统计均显示，男性遭受格挡骨折的数量和比例均高于女性，且男性骨骼上还伴有更多其他暴力性损伤，表明男性才是激烈冲突的主要参与者。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内暴力的临床研究同样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格挡骨折在此类事件中其实并不多见——受害者前臂骨折更多源于摔倒时手撑地的间接外力，而非直接抵御打击。
事实上，格挡骨折与激烈对抗之间的关联，在战争频发或社会冲突剧烈的考古情境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普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考古记录中。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群体间对抗的加剧，格挡骨折的检出率明显上升。秘鲁安第斯地区的研究发现，格挡骨折集中出现在具有明显防御性质的小型聚落，而较少见于政治中心遗址，充分体现了这一损伤的防御性本质[6]。研究者还通过实验复原，对不同武器造成格挡骨折所需能量进行量化比较，结果显示斧类锐器的伤害效率明显高于棍棒等钝器，也更具蓄意性[7]。
总体而言，格挡骨折与小规模搏斗及实力悬殊的对抗关系更为密切；要做出可靠的社会阐释，还需结合颅骨伤痕、武器遗存、墓葬背景等多元信息综合判断。
中国考古材料中的格挡骨折
中国人骨考古学中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前臂骨折材料，为我们从格挡骨折视角审视古代暴力提供了本土案例。通过梳理全国多个遗址的报道，可以选出若干典型案例，从中窥见格挡骨折所反映的历史现场。
安徽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例中年男性（M262），其右尺骨与桡骨合并骨折，错位严重，已经愈合。这种尺桡骨同时骨折的情况，提示外力较大，可能是一次严重的摔倒或重物砸击，而非典型的防御性格挡。
山西大河口西周墓地则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暴力证据。M12115中的35岁左右男性，左尺骨中段骨折愈合，同时伴有肋骨和锁骨骨折——这些部位在搏斗中极易受损。另一例M12127，同样是35-40岁男性，右尺骨中段骨折尚在愈合中（约6-12周），却已死亡，且伴有肋骨骨折。这很可能是一位在冲突中受伤后不久便死去的战士或武士。
新疆加依东周墓地出土了多例尺骨骨折。其中M94与M112:2均为35-40岁女性，左尺骨远端斜向骨折，轻微错位愈合；M57与M134为成年男性，左尺骨中段斜向愈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材料中男女性均有出现，且骨折均已愈合，说明暴力冲突的烈度可能不高，或是日常生活意外所致。新疆地区青铜至铁器时代的畜牧文化背景，使得驯养动物时的冲撞、摔倒也成为潜在致伤原因。
山西乔村东周墓地发现三例中年男性尺骨骨折（M5210、M759西、M7144），均位于远端，已愈合。这些个体无其他明显暴力伤痕，可能是在劳作或训练中受伤。
宁夏常乐汉代墓地有一例值得注意的个案：2008ZCM5为40-45岁男性，右尺骨远端斜向骨折愈合，同时伴有右肱骨近端嵌入型骨折——后者是摔倒时手掌撑地的典型损伤。这提示该个体的尺骨骨折未必是格挡防御的结果，而可能是一次摔倒过程中的复杂受力所致。这也说明，即便符合尺骨孤立骨折的形态标准，仍需谨慎排除其他机制。
山西永泰南路北魏墓地的报告中提到，48例骨折中有5例尺骨骨折，且该墓地还发现多处砍创，多集中在颈椎、颅面等致命部位。遗憾的是，骨折的具体形态未详细公布，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格挡骨折。但砍创与尺骨骨折共存的现象，强烈暗示了暴力冲突的存在。大同作为北魏都城平城所在地，聚集了大量人口和军事力量，冲突与暴力并不罕见。
从这些个案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初步认识：第一，潜在的格挡骨折在北方地区发现较多，这可能与骨骼保存条件较好有关，但也可能反映了北方畜牧文化生态中更频繁的体力对抗或部落冲突。第二，男性占比明显高于女性，且多为中青年，与暴力冲突的主要参与群体吻合。第三，绝大多数骨折已经愈合，说明伤者存活下来；但少数如大河口M12127在愈合前死亡，提示存在致命性冲突。
结语
格挡骨折作为人骨考古学中一类形态相对明确的骨骼创伤，在解读古代人际暴力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其阐释效力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严格的鉴定标准、完整的个体信息以及丰富的考古情境。从中国现有材料来看，相关人骨遗存中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潜在格挡骨折案例，但往往缺乏足够精细的背景信息展开深入的阐释。未来考古学的深入发展，正有赖于对相关信息的全面综合提取，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理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B. G. Brogdon, Forensic Radiology, Boca Raton: CRC Press, 1998, p. 40; Alison Galloway, “Fracture Patterns and Skeletal Morphology: The Upper Extremity,”in Alison Galloway (eds.), Broken Bones: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Blunt Force Trama, Springfield: C. C. Thomas Publisher, 1999, p.145.
[2]Grafton E. Smith, FredericWood-Jones,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Report for 1907-1908. Vol. 2. Report on the Human Remains,Cairo:NationalPrinting Department,1910, p. 313.
[3]Annalisa Alvrus, “Fracture Patterns Among the Nubians of Semna South, Sudanese Nub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vol. 9 (1999), pp. 417-429.
[4]Margaret A. Judd, “The Parry Problem,”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5 (2008), pp.1658-1666.
[5]Haagen D. Klaus, “The Bioarchaeologyof Structural Violence: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 Case Study,”in Debra L. Martin, Ryan P. Harrod,and Ventura R. Pérezp (eds.), The Bioarchaeologyof Violenc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2, p. 30
[6]Tiffiny A. Tung, Violence, Ritual, and the Wari Empir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12.
[7]S. Gentileet al., “Fracture energy threshold in parry injuries due to sharp and blunt for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vol.133(2019), pp.1429-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