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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大家好，这里是《亚洲那些事儿》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
一个曾令万国来朝的帝国，为何最终会以如此血腥骇人的方式走向终结？当皇帝惨遭毒杀、九位皇子被一夜勒死、三十余名大臣尸沉黄河，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与人性崩塌。要读懂这场王朝末路的悲剧，还须从头说起。
帝国的崩塌并非一日之功。它们不会像掉在石头上的玻璃那样瞬间破碎，而是从内部缓慢地、悄无声息地腐烂。
当世人终于察觉、当火光终于越过城墙时，崩溃其实早已进行了数代之久。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并非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一具早已停止跳动的躯体最后的呼吸，是一个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保护子民能力的国家最后的抽搐。
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必须回到从未愈合的那道伤口。公元755年，一位名叫安禄山的将领率军反叛朝廷。
他并非外来的入侵者，而是深受信任的统帅，是从行伍中一步步升迁上来的人，曾与皇帝共同宴饮，麾下统率数万兵马。当他挥师直指京城之时，几乎摧毁了整个帝国的一切。
叛乱持续了八年。战事平息之时，唐朝虽仍存其名，实则已被掏空。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死于战乱，整片整片的州郡因战争、饥荒和瘟疫而人口凋零。
维持国家运转的税册被焚毁，追踪人口的户籍系统崩溃，而曾经听命于皇帝的地方军队，如今只听命于自己。安史之乱并未直接消灭唐王朝，却造成了一道极深的伤口，使这个帝国在此后一百五十年里缓慢地流血至死。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权力从京城流散，如沙从张开的指缝中漏下。那些协助平定叛乱之人，被赏以封号与领地，成为节度使——地方的军政长官，如同诸王一般统治着自己的辖境。
他们征收赋税并据为己有，招募只效忠于自身的军队，将职位传给儿子，在王朝之中形成一个个小王朝。长安城中的皇帝依然身穿龙袍，依然主持典礼，依然颁布诏令，但听命者越来越少。
至九世纪中叶，唐廷已成为一个空壳。皇帝所能控制的，不过是京城与周边寥寥几个州郡。除此之外，他的权威仅存于纸面。
即便在宫墙之内，他也并不安全。宦官在皇宫内廷已存在了数百年。他们最初是仆役，是可以被信任在皇帝妻妾身边侍候的阉人。
然而他们逐渐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积累起权力。到唐朝晚期，宦官已掌控了通往皇帝的一切通道。
他们决定谁能觐见天子，决定哪些奏报能送达御前，统领禁军，干预军职任免。若哪位皇帝令他们不悦，他们便有办法将其除去。
皇帝或被毒杀，或被放逐，或被迫将皇位让给更易操控的幼童。身披龙袍之人，日夜活在对身旁仆从的恐惧之中。
试图挑战宦官的改革派官员遭到清洗，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到偏远州郡，使其无法生事。整个朝廷陷入瘫痪，无力应对帝国各地不断激增的危机。
因为要应对这些危机，就需要一种早已不复存在的权力集中。政府无法自救，只能眼看根基一寸寸崩塌。
在乡野之间，崩溃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的饥饿。曾经将田地分配给农户的土地制度已彻底瓦解。
豪门大族兼并了大片庄园，贫苦农夫失去了自己的份地，沦为佃户，耕种着永远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交纳着他们几乎付不起的地租。一旦收成失败，而在850年代和860年代，歉收接连不断，便再无退路可言。
家家户户饿殍遍地，村庄空空如也。曾经耕作的农夫变成了盗匪，因为落草为寇是唯一的活路。国家需要税赋以支付军饷、维护道路、维持秩序。
可是有钱人自有办法逃避赋税，而缴纳赋税者又已一贫如洗。盐成为朝廷的救命稻草。
官方对食盐的垄断为国库贡献了绝大部分残余的收入，但也滋生了腐败、走私与怨恨。经营盐业者暴富，走私食盐者成为亡命之徒，而买不起盐的农民一年比一年愤怒。
火星最终以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的形式出现。他曾梦想过另一种人生。他曾研读诗书，参加科举。
他落榜了。被自己想要投身的体制拒之门外后，黄巢转而涉足盐业。他成了一名走私贩，游走于法外，建立人脉，聚集追随者。
当870年代旱灾与饥荒席卷帝国之时，黄巢看到了他的机会。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场起义并非他所首倡。
此前已有其他人揭竿而起，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与心怀不满的士兵，本已一无所有。但黄巢为这场起义指明了方向，赋予它领导核心，也使其规模空前扩大。
零星的暴动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起义军扩充至数十万之众，如洪水般席卷州郡。屹立数百年的城池数日之内便告陷落。
朝廷派去阻截的官军或被击溃、或被打散，甚或干脆倒戈投向义军。长安城中的朝廷颁布诏令，却无人遵从。
公元880年，黄巢的大军兵临长安城下。皇帝没有留下来抵御，他带着朝廷所剩无几的班底遁入群山，将都城交予了它的命运。
义军入城之后，随之而来的并非解放，而是毁灭。长安被劫掠一空。历经数代兴建的宫殿被洗劫殆尽，付之一炬。
曾经激发无数诗人灵感的宏伟藏书楼、寺庙与园林，尽数在烈火与混乱中化为灰烬。屠戮不分对象，贵族、商贾、仆役，凡是无法逃脱或藏匿之人，无一幸免。
街道上血流成河。黄巢自立为帝，开创新朝。他坐上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宝座，却坐不稳这个位子。
唐朝没有静静地死去。散落在帝国各地的忠于朝廷的势力重新集结。曾经无视皇帝的地方军阀，此刻在抵御义军的立场上找到了共同的目标。
朝廷向外邦盟友求援，昔日的敌人成为暂时的朋友。夺回长安的战事漫长而残酷。至884年黄巢最终败亡之时，长安已数度易手。
这座曾经被誉为世界明珠的城市已成一片废墟，人口所剩无几，宝藏或散失、或被毁。黄巢逃入山中，死于其间，或死于部下之手，或自尽而亡，史料记载不一。
然而他的死并未挽救唐朝。它只是揭示出，可供挽救的东西已所剩无几。这个王朝的最后数十年，是一场缓慢而磨人的解体。
协助击败黄巢的地方军阀并未将权力交还朝廷，而是自己牢牢握住。曾经的叛军被赦免并授予节度之职，因为再无他人可用。
为出得起价钱的一方效力的雇佣将领，成了一个又一个州郡真正的主宰。皇帝所能掌控的，不过是他暂居的那座临时都城的城墙之内。
刺杀成为家常便饭，强迫退位屡见不鲜，各派系为便于操控而将幼帝推上宝座。朝廷破产，国库空虚。
军队只效忠于其主帅，而非任何抽象的对王朝的忠诚。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个武装营寨的集合，彼此虎视眈眈，等待对手的衰弱。
公元907年，一位名叫朱温的军阀觉得自己已经等得够久了。他自己曾是叛军中的一员，是黄巢的追随者，在形势有利之时倒戈。
他凭借背叛与暴力步步高升，一点一点积累起权势。此刻，他控制着京城周边的地区，控制着皇帝本人。他决定，这场装模作样已经上演得太久了。
末代唐帝被迫退位。这个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王朝，正式画上了句号。
而在这场王朝终结的最后幕布落下之前，朱温所导演的血腥剧目远比史书上简短的"禅让"二字更加触目惊心。他先是将唐昭宗从长安"护送"至洛阳，名为迁都避难，实为赤裸裸的软禁。
断绝其与朝臣的往来，宫中每一位近侍皆为他的耳目，昭宗连吃下的每一口饭都要三思而后咽。待到昭宗失去利用价值，一个深夜，宫中传出轻微的骚动，翌日清晨便有"病重不治"的讣告悄然传开。
昭宗死后，朱温挑中年仅十三岁的李柷继位，是为唐哀帝，一个没有人脉、没有心机、更没有军权的稚嫩少年，是再合适不过的傀儡。而昭宗的其余九位皇子，则在一次"宴请"中被朱温灌醉后尽数勒死。
一夜之间，李唐皇室的血脉，几乎被斩草除根。紧接着便是震动天下的"白马驿之祸"。黄河岸边那座不起眼的驿站，被改造成大唐忠臣的刑场。
三十余位重臣以"议政"之名被诱至此，其中不乏宰相裴枢、尚书王溥等朝中柱石。众人尚在辩解呼号，士兵已举刀相向，一一斩首于驿站之中。
朱温更不许安葬，下令将尸体尽数投入黄河。这些大唐的忠魂，就此化为滔滔浊流的一部分。至此，朝中再无敢言之臣，皇族断脉，百官噤声。
公元907年，年仅十五岁的唐哀帝被迫奉上玉玺，写下禅让诏书。而后朱温赐下一杯毒酒，李柷饮尽那碗象征千年帝国终结的苦汤，含泪而亡。
朱温改国号为"大梁"，自称皇帝，脚下踏过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皇子的血、皇帝的血、忠臣的血与百姓的泪。朱温自立为新朝之主，是为后梁。
这个政权仅维持了十六年。中国进入了一段被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仍处于分裂之中，被军阀与自立为王者相互争夺。
安史之乱击垮了中央权威的脊梁；地方藩镇的崛起使残余的权力四分五裂；经济的崩溃使国家丧失了赖以为继的资源；宦官的专权令朝廷陷入瘫痪；农民的绝望造就了一支由走投无路者组成的大军。而当黄巢点燃那根火柴之时，已再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大火。
在每一个帝国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忠诚死亡的时刻。不是帝国本身消亡的时刻，而是对它的信念消亡的时刻，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行得通，不再相信统治者配得上他们的权力，不再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一旦这种信念崩塌，其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行政程序而已。唐王朝在907年之前很久便已经死去。
它死于再也无法养活儿女的农夫心中；它死于再也无法想象改革的官员脑海之中；它死于那些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刀只听命于自身的将领的盘算之中。末代皇帝签下退位诏书之时，只不过是承认众人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
然而后人依旧记得唐朝，记得的并非它的崩塌，而是它的辉煌：诗歌、艺术，那吸引亚洲各地学者与商贾云集而来的世界主义文化，那先于漫长衰亡的黄金时代。这或许正是历史最残酷之处。
他们所信赖的帝国，他们所笃信的文明，他们视为如群山般永恒的秩序，都已烟消云散。而就在那一刻，当浓烟升腾于长安之上，当尖叫在空荡的街巷中回响，唐王朝，终于、不可挽回地、永远地走到了尽头。
皇子的血、皇帝的血、忠臣的血，最终汇入黄河与历史的尘埃，一句"唐亡于朱温"的背后，是无数枯骨与悲歌的沉默控诉。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