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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8日，庐山会议仍在紧张进行之中。清晨，吴法宪刚刚起床，便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通知很直接，让他马上赶到总理那里去。 见面之后，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告诉吴法宪，希望他能够主动写一份检讨。原因也很明确：吴法宪是办事组的副组长，组长当时不在，而会议中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作为相关负责人之一，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周总理强调，检讨不必复杂，只要把事情经过和自己的认识讲清楚即可。 然而，吴法宪听完之后显得有些迟疑，一时间没有马上答应下来。看到他的犹豫，周总理进一步劝说，指出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替副统帅承担一些责任。他提醒吴法宪，事情的根源在于副统帅的讲话引发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如果外界将矛头直接指向副统帅，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更加复杂。因此，他们需要尽力保护好副帅，因为副帅还在，他们这些人才能继续存在。 听完周总理这番话后，吴法宪逐渐明白了其中的深层含义。他意识到，写这份检讨不仅仅是在承担个人责任，更是在当前复杂局势下承担一种保护作用。 于是，他决定写检讨。同时，他又想到一个问题：能否在检讨中说明，最初提出讨论副帅讲话意见的人其实是自己，因为正是这个提议导致大会讨论方向出现偏差。 周总理听后表示同意。毕竟，当时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如果吴法宪不在检讨中说明这一点，外界可能会误认为是周总理提出了讨论副帅讲话的建议，这反而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必要的影响。 吴法宪也明白，这样处理既可以保护副帅，同时也能够为周总理分担部分责任。因此，他最终决定按照周总理的安排去做。 在正式写检讨之前，吴法宪先来到副帅的住处，请示并征求意见。 副帅向他提到，前一天康生和周总理一同前来汇报情况时，曾指出陈伯达、吴法宪以及汪东兴三人是主要责任人，同时还认为陈毅也参与其中。